悼念大哥

趁着5个月大的南雁还寄养在育婴所，我们在1976年6月学校假期邀大哥大嫂一起到台湾、香港和泰国旅游。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出国旅行，也是结婚9年后的“蜜月旅行”，那种喜悦的心情，至今还是回味无穷！

很不幸的是那一次的旅行是大哥一生中第一次同时也是唯的一次旅行，因为四年后，大哥在1981年前往泰国参加小婶嫁女儿的婚宴，不幸被毒蚊叮中。回国后身体不适。有一晚，他突然肚子痛，发烧，全身发抖。长女静明劝他进医院，惹怒他，还被赶回家，由于大哥抗拒入院检查，以致延误医治，在两周内，看过两个普通医生，病情，急转直下。10月12日血压突然迅速降低，医生劝他急速进入医院。原来是毒性疟疾攻入心脏，当天下午他自己走入伊丽莎白医院，由于抢救不及，一小时后，宣告不治，被抬回家已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享年57岁。

大哥于1924年诞生于中国农村，身为家中长孙，本来应该是备受宠爱和重视，可惜他生不逢时，我祖母老来得子，虽是第三个儿子，对自己的幼子和长孙，总是厚此薄彼。

更主要的是母亲出身穷苦人家，平日放牛，种稻，皮肤黝黑，长相略丑，一点细活,包括煮饭烧菜都不会，祖母对她处处看不顺眼，对其他家境较富有的媳妇则另眼相待。有一个时期还千方百计要把我母亲嫁出去。（过去如果媳妇有不轨行为。男方家长有权托媒人把母亲嫁掉或叫“拖”给年纪大又贫穷的男人）幸亏祖父心地善良，多方阻止，强调孙媳妇心地善良，循规蹈矩，没有理由做出这样不近人情的恶行。母亲的命运才不至于落得更悲惨！母亲在家中没有地位，饱受恶家婆虐待，也常受脾气暴躁的丈夫打骂时，母亲在受尽委屈的情形下，常把大哥当出气筒。大哥曾告诉我，有一次，因一件小事遭母亲毒打一顿，他觉得呆在这个家没有意义，逃跑出村外，打算不回家了。第二天，祖父才派人去把他找回来。对一个胆小，怕事，对长辈百爱百顺的孩子，行为上会做出这样的反应，那已经是到达一个极限。母亲为这件事感到很伤心和内疚。这是母亲逝世后，大哥才告诉我的。

16岁时，比他年长一岁的小叔成婚，家中一片喜气洋洋。大哥完全受孤立，冷落。在此情况下，大哥在15岁时决定南来谋生。大哥到新加坡原本要求父亲让他继续求学，因为他在中国只接受小学教育，但遭父亲拒绝，理由是学费2元，如果去工作能赚2元，以他的经济策略，与其花2元去读书，不如赚2元，大哥因此无法实现他求学的愿望。工作时，每天赤脚走路，要求买一双木屐，也被父亲阻止。

大哥天性善良憨厚，勤俭刻苦，孝顺父母，对长辈百依百顺，连婚姻大事也由家长一手包办，在21岁时，他在南洋工作，祖父在家乡替他把妻子迎进门，三年后，祖母病逝，{托她的福}，才有机会回乡见妻子，几个月后，就回返新加坡，因为妻子已经怀孕了。长女静明在4个月后才出世。

大哥除了孝敬长辈外，也关怀弟妹，尤其是我，在小时候，由于奶粉买不起，大哥常常骑着脚车到老远的地方去磨糙米，解决我的粮食，也让我因祸得福，体质比其他兄弟姐妹健康。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倘若在二次大战结束后，那对打算领养我的夫妇上门来要带走我时，父母亲一定把我送给他们领养，因为母亲是老实人，她说答应了人家，也喝了他们送过来的牛奶，据说“楚卿”这个名字还是他们取的。如果当时没有大哥强烈加于阻止，我将无法和自己的亲人相聚，也许我后来的命运会非常悲惨！

1942年，日军南下，新加坡沦陷。日军决心屠杀岛上的抗日义勇军。大哥年方18岁，和其他年轻人都被抓去。在烈日下暴晒，等候日军大检举。有些年轻人以为挤到前面及早受检查也许可以逃过一劫，结果全被载到海边枪毙。大哥性格胆小懦弱，所以一直往后退缩，直到黄昏，日军的宪兵劳累了，检查从简，又见大哥身材瘦小，面黄肌瘦，就放过了他，让他从鬼门关走了回来。在日军统治三年多中，大哥从没有被日军无故殴打过，这跟他胆怯、怕事、畏畏缩缩有关系。

大哥一生中还有两件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有一年，除夕夜，大哥在林德利店里吃了老板供应的年夜饭，也许喝了一点酒，胆子大些，酒后和同事赌博。谁知当晚手气很差，不到几回合，那年几十块钱的花红全输光。大哥吓得面无人色。回家后，一声不发，躲在后房里，怕父亲追讨这笔钱。幸亏堂兄松波拿出私房钱借给大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否则难免被视财如命的父亲殴打一顿。。

另一件事是有关开车，大哥一向胆小，心细。去考车一次就过关，过后，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去租了一辆车，载了母亲和弟妹去虎豹别墅。半途中，突然一个小孩从路边冲出来，差一点就被大哥的车撞个正着，幸亏大哥紧急煞车，否则就闹出人命。大哥又一次被吓得面青唇白，手脚发抖。从此不再开车，那张得来不易的驾驶执照就永远作废了。

大哥非常宠爱我，可是有一次，我真的惹怒了他。南大举办文艺晚会，中文学会呈献一个节目 – 诗歌朗诵“一棵伤心的老松树”。诗歌的作者是李大倍，朗诵者是地理系才女林文如。节目中需要一个小学生，我带侄儿绍文上南大，想让他见识见识。当时刚好是假期，绍文在南大住了几天，由大倍照顾他。演出后，我即刻带他回家，后来发现他带到南大的一本作业簿没有带回来。这一回，大哥大发脾气，这也是他第一次大声指责我。他说：“你真能干！（潮语：日今欠！）”这简短的一声责骂，让我对自己的大意感到非常内疚。

过去由于发新和大哥晚上都在新光做兼职工作，所以好多年里。他们两个人作伴，一面工作，一面谈话，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我当时已在华义中学教书，但为了来载他们回家，也常在新光批改作业。每晚大约10点，我们才一起回家，有时连拜六或礼拜也在一起度过，所以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我们相处的时间是很多的，大姐在1969年逝世后，接着又失去一个我至爱的亲人，我感到万分的悲痛!